发现西汉南越王墓
1983年，在广州市越秀区解放北路发现西汉南越王墓。
发现发掘的南越王墓，其意义不仅在于它是当年度的全国重大考古发现，对岭南考古学界而言，它更是一件划时代的事件。南越王墓的发掘是建国以来两广汉代考古的高峰，也是对这一时期两汉考古的一个总结性的里程碑，是继秦始皇兵马俑、满城汉墓、马王堆汉墓之后的中国考古发现的又一高峰。
由于南越王墓的发现，过去值得推敲和怀疑的汉代岭南文化和经济的状况得到了纠正和证实。同时，南越王墓的发现也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即岭南开发史、建设史、南越国史和岭南城市考古研究的新时代。
继南越王墓的发现之后，中国的汉代考古学也有了一个更加标准的墓葬和器物尺度，岭南秦汉考古也因此成为中国考古学热门话题。一九九五、一九九七先后发现发掘的南越国宫署斗状水池和宫苑遗址就是最好的例证。就全国而言，自南越王墓之后的一系列考古新发现，将使对岭南这一时期、这一地区的研究热潮继续蓬勃发展下——这种研究将会比过去的视野更加开阔，而且将不仅限于文物在岭南地区的意义，而是在汉代文明范围之内的有其自身特色的奇光异彩。这种研究将会有许多更新的发现，它将可能揭开一个边缘社会的语焉不详的面纱。也许，过去的二十多年的耕耘在岭南社会研究史上只能算是发端和启蒙。
南越王墓这座具有2100多年历史的汉代帝王墓葬，保存之完好、出土文物类别之丰富、工艺之精美以及文物的涵盖面之广，让人震惊。总体来说，南越王墓的发现一改过去人们对岭南社会的认识，即对“南蛮”这一说法的纠正，但它发现的意义却远不是“南蛮不蛮”一句话那么简单，其意义至少从以下两方面得以体现：
首先，就考古学而言，南越王墓提供了一个有具体的年代可考的标尺，尤其在岭南考古学中具有标尺意义，由于墓主身份、姓名和年代的确立，使许多东西成为不争的事实。因此，它既是对建国以来的汉代考古的总结，又是对《广州汉墓》这部大型学术专著的充分的肯定。南越王墓提供了新的墓葬形式、入殓形式以及南越国独有的殉葬人制度，诸多种种，对总结先秦的考古学、审视自汉以后的中国历史，都有独到的意义。而这种意义之所以独到，就因为汉代对中国历史文化影响非常深远，而南越国对岭南的文化影响又非常之深远。汉代是中华文化的成熟期，“汉族”、“汉字”、“汉语”、“汉方”等说明这一时代有多么大的震撼力和底蕴，用时代“汉”来作为文化的基本载体在全世界也是唯一的。就岭南而言，虽然其文化的起源和发展并不一定比中原晚，但撇去“一军去番禺之都”和《史》、《汉》的简略记载，撇去《山海经》中“桂林八树在贲隅东”，和“帝俊生禺号，禺号生淫梁，淫梁生番禺，是使为舟”的美丽传说，便没有了早期传世的信史。而南越国的建立和发展则正是岭南社会受巨大的震动的成熟期，正是自此开始，岭南社会步入了汉代社会体制中，岭南文化也正式纳入到汉文化圈内，实现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跨越式大发展。这一地区和中央保持一致，但又决不失其特点，南越王墓作为这一时期的文化的遗存者，为今天的人们提供了许多暗示——使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找到了重新审视这一时期的线索和思路，仅就墓葬而论，汉文帝“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而南越王墓也因其山，却采用了筑石室为墓的形式，且奢靡远远过之。这说明南越国时期经济的到了长足的发展，且这种发展是持续均衡的，不比中原时时受战乱的影响，社会经济常受到冲击。
其次，如果说南越王墓的发现在考古学上的意义是一个总结性的纪念碑的话，南越王墓所体现的文化的意义则较考古学要深刻的多，它是一座里程碑。南越王墓是对岭南过去文化的一个总结，是对西樵上石器文化，南方沙丘、贝丘遗址以及石峡文化、先秦青铜文化的一个总结。同时，南越国的文化传统也深深的影响着在这之后的两千多年的岭南社会，包括地方和中央的关系、民主融汇、文化交流等等，被誉为“人类最伟大的地理单元”的汉文化圈，强烈的辐射着岭南大地，使岭南的文化出现了“大同”情况，也就是说，在这一时期它和中原是密切联系，同步发展的，（不象在这之前发展缓慢——几乎完全依靠自身发展），但也存有“小异”。就文化而言南越王墓可说明如下问题而这些问题是其他任何一个墓葬和遗址所不能集中表达的：
（一）岭南在这一时期已经有了与中原同步的政治文化。秦始皇五路大军的南下，带到岭南的不仅仅是强大的生产力，赵佗的立国靠的也不仅仅是蛮征滥战，靠的是先进的管理体制，这包括政治机构和政治军事管理机制，以及至今仍有启迪意义的“和集百越”的民族政策。没有这些，不可能达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这种先进的管理体制从秦始皇设岭南三郡，郡下设县、乡以及统一文字和度量衡开始，到赵佗立国后则学秦、汉之所长，就已经完备。南越王墓出土的“长乐宫器”、“乐府”、“居室”、“景象令印”、“泰官”等铭文正说明了他与中原的同步。二期它的如“中府啬夫”、“官”、“左官”、“右官”等南越王宫的出土物，则说明了生产管理体制、官僚体制的完备。这是研究岭南社会特征及发展规律的基础。
（二）南越国是汉代大一统前提下的高度自治地区，揭开了中国政治文明史上的极为重要的一页，汉文帝与赵佗书中写道“服岭以南，王自治之”。自治一词，本源于此，并由此开创了中国边疆区域自治、民族自治的先河。
（三）在中原高度的科技文明影响下，岭南也有了自己发达的手工业和科技文化。在人类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年代越早，文化的独创性越高，体现的地域特点、环境特点越多，随着社会交往的加深，文化间的交流则显得更为重要，岭南自古就有自己生态环境相关的有特色文化，但由于地理的闭塞，它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与中原并不是同步的。正是在南越国时期，出现了与中原同步的手工业和科技。南越王墓出土的精致的越式大铜鼎、“番禺”铭文铜鼎、越式铁鼎、精致的人操蛇托座、手工工具、还有在纺织工业史上有重要价值的印花铜版模、平板玻璃牌饰等以及形式丰富的具有地域文化特点陶器，都展示着岭南物质文明的发展进程。
（四）南越王墓的部分出土文物体现了在汉代艺术氛围下的岭南自身的艺术创作和创造。中国社会在春秋战国时期，呈现着千峰竞秀，百家争鸣，各个地域文化相互竞争的局面，共同发展的状况到了汉代已趋平和。在以楚文化为主体，吸收各地先进的地域文化（特别是思想观念）的基础上形成了汉文化。这种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中心，博大精深。而这一时代的艺术特点则可以用鲁迅先生对汉代石刻艺术的评价宋概括：深沉雄大。这一时期共同的价值观念（如忠、孝等）和文化心理也波及到岭南地区，南越王墓表现出来的“事死如生” 就是最好的体现。这种深沉博大的文化心理对整个亚洲地区展示着强大的感染力和包容性——这和明代以来的闭关自守，内部自我调节的文化心理完全不一样——今天我们倡导的“岭南文化”也是这种氛围和心理的体现。如果说物质的共同进步更多地需要趋同的话，艺术则更多地需要求异，也体现着求异，正因为“艺术来源于生活”，所以在南越王墓的出土物中，许多文物的艺术性更体现着地区的特色，表现了岭南人的艺术素质和素养。如鎏金的人操蛇屏风托座，一个活生生的两千多年前的越人抓蛇吃蛇的形象展现在我们面前，而蟠龙护蛙屏风托座则体现了这一时期人们丰富的想象能力和崇蛙习俗；此外还有船纹提桶、兽首衔璧玉佩以及大量陶器上刻划纹，无不展示南越国工匠的表现技巧和创意。同样，鎏金铜牌饰虽然来源于匈奴文化，但图案已明显简化，体现了岭南文化的创新意识。在我们理解了强盛的汉代艺术和文化的大同情况下，研究地区艺术的小异，对活跃我们今天的文艺思路是不无好处的。同样，在大一统的前提下，研究岭南艺术和文化的独创性则是我们研究岭南文化的关键。因为艺术的空间才是真正自由发挥的空间，最能体现地域特色。
（五）南越王墓的出土物体现着这一时期的文化的精髓。当区域文化的研究成为当今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热点的时候，南越王墓也将成为研究岭南古代文化的热点。新近一些历史学家进行广州与海洋文明的关系的研究，多涉及唐代以后的广州史，但他们将会越来越注意到南越王墓和南越国宫署等一系列新的考古材料，因为广州作为南方文化的中心，作为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的交汇点，其辉煌远非自隋唐始。只有从南越国这一时期出发，我们才能找到这一文化交流的来龙与去脉，同时也不能不涉及这一时期的区域人的性格以及这种性格下的文化精髓。岭南文化含有厚重的博采众长、为我所用、灵活多变的基因，就此而言，与中原文化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具体到当代，中原人还在唱着“把根留住”的时候，岭南人已经叫喊着“东家不打打西家”了。——这有它的历史传统，这一传统自石峡文化开始，至南越王国达到辉煌，至唐宋以来更是蓬勃发展。——岭南背五岭，南面太平洋，五岭成为阻隔中原的天然屏障，而五岭之内，则水域纵横，舟楫方便，其交通则较当时的陆地间的交通方便得多，这种特定的环境使岭南具有海洋文化的特点——强有力的应变能力，同时，它具有大陆文明和海洋文明的门户和窗口作用。具体地说，早期的岭南文化是相对单独发展的体系，随着五岭的开通，其交汇点的作用愈显明显。各种富含特点的文化在此交融汇合，为岭南人所吸收，使岭南文化极具应变能力，充满强大的生命和活力（至今亦是如此）。在南越王墓出土有蕴含至少九种不同地域文化因素的器物，它们分别是：汉文化、南越文化、古波斯文化、巴蜀文化、齐鲁文化、楚文化、匈奴文化、骆越文化和秦文化等。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惊叹和深思。苏秉琦先生在论述石峡文化的历史作用时说：“它象位于南岭山脉之间、可以透视南北的一个窗口，沟通南北的一个门户，还为我们探索我国古代与印度支那半岛甚至南太平洋地区的关系找到了一把钥匙……”，而南越王墓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加明了的区域交往、海外交往的答案。
（六）原国务院李鹏总理参观南越王墓后题词：“岭南文化之光”，这是对南越王墓及其出土文物十分精练的概括。它说明岭南有优秀的文化传统更具有优秀的文化源头，就此而言，南越王墓的意义不容忽视，它是岭南秦汉的百科全书。“留得汉家文物在，一坟抵得五车书”上面所提的岭南文化善于吸收的特点，其实也就是岭南社会至今保留着的一个优良传统——当我们听到大量的英语口语在寻常百姓口里流传、直接以“士多”命名商店，当我们看到四方人士在改革开放之后纷纷 “发财到广东”的时候，不能不为这广采博纳的文化传统而自豪。同时，许多文化现象也都可以南越王国或南越王墓为起点找到它们的历史源流。比如对铜鼎上的铭文“蕃禺”的研究，结合传说和语言学材料可以找到岭南早期社会由人名到部落至酋邦直至形成城市的概况；岭南人的食蛇习俗在南越王墓生动的保存着；南越王墓出土地大量煎、烤、蒸、煮器物，以及大量海产和禾花雀等说明“食在广东，食在广州”是“古已有之”的事；而今风行全国乃至世界的粤菜，其清蒸、水煮、加蜜饯、蘸配料等手法，其实是两千多年前的饮食习俗的遗留。古代南方的干栏式建筑在今天番禺、东莞等地的水乡还随处可见；粤语至今保留着大量古代汉语音韵和壮侗语音韵。
凡此种种，南越王墓如此丰富和全面的出土物成为我们了解这一地区文化何所来、何所去的钥匙，并依此而能找到其发展规律，所以，南越王墓有其现实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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