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维新思想传播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在广东成为英法势力范围的险恶形势下，广州府不少有志之士向西方寻求救国良方，郑观应、容闳、何启、胡礼垣、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便是突出的代表人物。
容闳是中国第一批留美学生之一，回国后致力于教育事业、洋务运动，为出国留学生工作贡献良多，其新式教育思想颇有影响。
郑观应是商界中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他主要活动地在上海，但也曾在广州一段时间。他的著作《救时揭要》（1873年刻印）、《易言》（1880年刊印）、《盛世危言》（1894年刊行），反映了早期维新思想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从雏形到成熟的发展过程。《盛世危言》是影响遍及全国的名著，几年间翻印10多万部。郑观应在政治上提倡“立议院、达民情”，实行“君民共主”，批判洋务派“舍本图末”；经济上主张民办工商业，发展资本主义，与西方列强进行“商战”；文化上主张倡西学、兴学校，乃“治天下之大本”；军事上主张把强兵重点放在“人”和“器”两方面。
郑观应、容闳、何启、胡礼垣等早期维新思想家的活动虽然只停留在理论、思想的宣传上，但他们主张向西方学习，改革政治、经济、文化，富国强兵以御外侮的思想，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对于激发人们救亡图存的爱国热情、推动社会的改革，都起过积极的作用。
到康有为、梁启超等掀起维新变法运动时，则是维新思想家从理论到行动的表现。以学习西方和改革为主要特征的新学在广州兴起，与康有为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广州府南海人康有为，原是大儒朱次琦的学生，后结识番禺人张鼎华，开始关心国家政治，在攻读中国经史典籍的同时，认真学习西学著作。他在游历香港及上海租界后，更感学习西方及日本之必要，从此潜心研究外国政治制度，并学以致用，终于成为领导中国维新变法运动的核心人物。他痛感中法战争后的民族危机，于光绪十四年（1888）利用上京赴考的机会，上书光绪皇帝，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以挽危局。其书虽无人代呈皇帝，却已产生影响。康有为于光绪十六年到广州设馆收徒讲学，次年创立万木草堂，培养维新变法人才，研究变法理论。其学生陈千秋、梁启超成了他开展理论研究的主要助手。
从光绪十七年至二十四年，万木草堂的学生加上康有为在桂林讲学时的学生、各地来拜门的弟子共约千人。后来成为康有为变法主要助手的梁启超、徐勤、麦孟华等皆出自万木草堂之门。康有为在万木草堂写成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在当时影响颇大，奠定了变法思想的理论基础。康有为把变法思想进一步发展为政治实践，先后数次上书皇帝，包括发动“公车上书”，终于促成光绪帝下旨推行维新变法运动。他组织了一支从事维新事业的骨干队伍，组织学会，办新式学堂，出版报刊。
“百日维新”前，康有为于光绪二十四年初在北京南海会馆召集粤籍人士20多人，成立粤学会。广东省内先后有宣传维新思想的公理学会、群学会、显学会等，有改良封建旧俗、提倡新风的戒缠足会、戒鸦片烟会，在广州有倡读“时务之书”的时敏学堂等。维新派人士在广州办的《岭学报》、《岭海报》以及在澳门办的《知新报》，均有影响。以康有为、梁启超为核心并具体策划的变法运动，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第一次政治改革。他们所宣扬的新思想，具有比较浓厚的民主主义色彩，深切地唤醒了一代中国人救亡图存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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