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新政”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在人民革命斗争面前，外国侵略者要求清政府不仅要成为俯首贴耳的奴仆，而且要成为统治中国人民的有力工具。于是，帝国主义列强对清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它改变当时的无能状态。而清朝统治者也感到自己的统治地位已发生动摇，国家机器—政府和军队已不能完全应付当时的局势，财政也成千疮百孔之势。因此，修补国家机器已成为清王朝本身生存的重要课题。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慈禧太后不得不宣布实行“新政”。
1901年1月29日，慈禧在西安颁布了“预约变法”的上谕。4月，清廷设立了“督办政务处”，作为专门推行新政的机构，任命奕(匡力)、李鸿章、荣禄等人为督办政务大臣，刘坤一、张之洞遥为参预。清王朝中央和地方各省的新政序幕自此拉开。
从1901年至1905年，清政府颁布了30多道上谕，从改革官制、军制、学制、法律和奖励工商等方面推行新政。
改革官制是调整中央和地方的统治机构。总理衙门改成了外务部，同时裁撤冗官冗衙，合并一些机构。广东方面，1904年裁撤粤海关监督，1905年裁撤广东巡抚，权责均归两广总督。这在减少了互相牵制的同时，加强了总督的权力，地方势力相应勃兴。
改革军制主要是编练新军和警察。1901年，清廷下谕停止早已过时的武举，命各省筹建武备学堂。庆亲王奕匡力总理练兵事务，继李鸿章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任练兵大臣，计划全国编练新军36镇（师）。广东原计划编练两镇，后来只成立了第25镇，到1908年实际只编练成第49协（旅）。为训练新军，广州成立了督练公所，以虎门讲武学堂、陆军将弁学堂、陆军速成中学的毕业生充任新军下级见习军官。同时，清政府又成立巡警部。广东于1903年初成立了警务总局，全城初设5个分局，后增至15个分局。
改革学制主要包括“停科举”、“设学堂”和“奖游学”三项内容。1901年，慈禧采纳刘坤一、张之洞建言，在朝中设立学部主管全国教育，并谕令各省设立学堂，将原书院改为大、中、小学堂，学生毕业后可以取得功名；选派学生出国留学，毕业后"分别赏给进士举人出身"，自费留学生也"一体考验奖励"。次年清廷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制定了一套以日本教育为模式的学堂行政管理规章。
1903年，岭南成立两广学务处，各厅州县设立学务公所（后改为劝学所）。创办新学校，需要大量师资，1904年两广学务处在广州创办学堂管理员练习所，培养学校行政管理人员；在贡院开办两广初级师范简易科馆和师范学堂，培养高等小学教员；筹办两广优级师范学堂，培养中学教员；又在粤秀书院创办两广游学预备科馆，让学生补习日文两年，然后保送到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留学，毕业后回国任中学教师。
1905年 8月，清廷正式宣布废科举。延续了1300余年的科举制度终于被废除了，这是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举措，大大加快了新式学堂建立的步伐。仅广东省，至1907年各州县设立的师范学堂便有44所；到1909年，广东全省新式学堂达1694所，学生8.6万余人。
法律改革是从删改旧的《大清律例》着手。1910年5月清廷颁布了《大清现行刑律》，这是中国第一部新式法典。
法制改革起初只是泛议。直接推动法制改革的是1902年中英重订《通商航海条约》，英方答应，若中国法制改革"足使英国满意"，英国即放弃治外法权。随后中国与美国、法国、日本、瑞典等国签约时，也写进了类似条款。
从1902年至1911年的中国法制改革，是世界法制史上罕见的事例：短短9年间，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历史悠久的国家全面改革旧法，修订出了新律。
经济方面，清廷于1903年设立了商部，派人议订商律，为工商业的振兴立法，给予兴办实业卓有成效者奖励。由商部起草的《商人通例》、《公司律》在1904年1月完成，接着又起草了《商会简明章程》、《试办银行章程》等。1905年，商部在北京设立劝工陈列所、高等实业学堂，开办户部银行，同时颁布了《奖励公司章程》、《奖给商勋章程》等。
各省相应设立了劝业道，掌管全省农工商业；又设立商务局，掌管一省商务。广东商务局首任提调为余乾耀。广州商务总会则在1904年冬设立，由在籍官员或士绅名流担任负责人，具有半官方性质。1906年朝廷商部改为农工商部，次年颁布《华商办理农工商实业爵赏章程及奖牌章程》。
通过立法和奖励，清政府彻底否定了中国历数千年不变的"贱商"传统，在保障工商业者权益和提高其地位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奖赏章程规定：资本百万元者，拟请特赏四品卿衔，逾二百万者并加二品顶戴。投资兴办潮汕铁路的南洋侨商张榕轩，因此获赏四品卿衔。张榕轩初赴南洋时的雇主华侨巨商张振勋，也在1905年获赏头品顶戴，补授太仆寺正卿。清廷还任命张振勋为考察商务大臣，督办闽广农工路矿。
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对各种新式企业的控制已逐渐放松，但直到实施新政，方公开鼓励私人投资，这在客观上适应了当时民族工商业发展的要求。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在世纪交替之际有过几年回落，从1904年起又开始上升。以广东为例，1905年统计，资金在万元以上的民营近代工厂达90多家。
此外，清政府还颁布了禁缠足、禁鸦片、废酷刑以及允许满汉通婚等命令。
随着新政的推行，“预备立宪”提上了清政府的改革日程。特别是日、俄战争中立宪的日本战胜了专制的俄国后，立宪的呼声更高。湖广总督张之洞、署两广总督岑春煊、直隶总督袁世凯等相继奏请变更政体，实行立宪。在海外，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放下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的论战，全力宣传立宪之必要。1905年10月，清廷派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五大臣归国后，密陈立宪有“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三大好处，主张仿行宪政。经过御前会议一番争论之后，清廷于1906年9月1日正式宣布“预备仿行宪政”。谕旨称立宪的原则是“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不能立即实行宪政，将进一步改革官制，整顿教育、财政、武备，作为预备立宪的基础。
“预备仿行宪政”宣布后，各大城市的立宪团体相继成立。1907年，广州同时出现了两个立宪团体：粤商自治会与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
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由文澜书院的士绅们组成。设在广州下西关地区的文澜书院，不是一所招生授课的普通书院，而是一个士绅社交与公共集议的场所，只有考中生员的士绅，才有资格成为文澜书院的成员，参加春秋两大聚会。据文澜书院留下的名册，其成员80％以上具有举人、进士功名，余者也是贡生、生员或有官职官衔者。因此，文澜书院到20世纪初顺理成章地政治化，成为广东立宪与地方自治运动的中坚。
清廷各部官员，按惯例满汉平列。但在预备立宪过程中，任命的13位内阁总理大臣和内阁政务大臣，满族占了7人，汉族4人，蒙古族1人，汉军旗1人。这个内阁因而被称为“满族内阁”。1907年9月，湖广总督张之洞、直隶总督袁世凯同时入调任军机大臣，明为荣升，实际上是剥夺这两位最具实力的汉族总督的实权。清廷还迫使袁世凯将练成的北洋新军交由陆军部统率。中央政府直接控制军队，这在清朝是前所未有的。满族亲贵借预备立宪以集权的行动，引起各省官绅普遍的不满，发动了召开国会的请愿运动。广东激进的粤商自治会和保守的文澜书院研究社都参加了请愿运动，发动一万多人在请愿书上签名。
作为对请愿运动的回应，清政府于1908年9月宣布“预备立宪”以九年为限，九年后正式召开国会，同时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议院法选举法要领》和《逐年筹备宪政事宜清单》。
《钦定宪法大纲》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君主立宪”政体作为一种国策被确定下来。大纲第一部分是“君上大权”，规定君主对财政、宪法有最后的裁决权，有召集解散议会、统帅海陆军、任免官吏、订立条约、宣战媾和以及宣布戒严等权力。第二部分是臣民的权利与义务，规定臣民有做官和充任议员之权；有言论、著作、出版、结社之权；有诉讼辩护之权；有当兵、遵守法律的义务等。
《钦定宪法大纲》出台后，受到立宪派的热烈欢迎。流亡海外的康有为将“保护大清光绪皇帝会”改为“中华帝国宪政会”；梁启超则组织政闻社，为立宪大造舆论。在国内，拥有了参政机会的民族资产阶级空前活跃，成立各种团体，广泛发动群众，推动清政府的立宪进程。
1908年秋，慈禧病重，当她获知袁世凯欲推奕之子为帝位继承人时，断然宣布载沣之子溥仪为“大阿哥”。因载沣与袁世凯视如仇敌，她想借此制约袁世凯。
为迎合立宪潮流，载沣宣布各省在1909年内成立省咨议局，1910年设中央资政院作为“立议院基础”。
广东咨议局筹办处于1909年2月设立，由官府主持、地方士绅协助，完全排斥了商界社团。在随后的咨议局议员选举中，因选举人资格的限制，94名当选议员均有各种功名及官职衔头，也就是都具有士绅身份。其中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成员占了20多名，而粤商自治会活跃分子，无一人选入咨议局。
不过，具有双重身份的华侨巨商张振勋，七十二行商董、举人区赞森等在咨议局中握有一定权力；甚至资产阶级革命派、同盟会会员陈炯明、古应芬也跻身咨议局中，这使清政府欲控制咨议局的打算很难完全实现。后来在辛亥三月二十九日起义（又称黄花岗之役）中，咨议局还成了革命党人的活动据点之一。
咨议局的成立，给了立宪派一个公开活动的场所。在关于省政的问题上，往往导致咨议局与督抚大臣的矛盾。广东咨议局从1909年成立至1911年，先后提出议案147件，但议案执行与否的权力掌握在督抚手中，结果“除监所改良及统一本省财政两案已次第开办外”，其他诸案“未闻举办”。但咨议局议员以“民意代表”自居，参政意识强烈，。
1906年底，商学界200余人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次年广东、湖南、湖北等省成立自治研究社或宪政筹备会，彼此唱和。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发起人丘逢甲，后为广东咨议局副议长。
1908年初，梁启超等领导的政闻社本部迁往上海，并逐步在沿海沿江及南北各省建立分支机构，展开公开和秘密的活动。
清廷“满族内阁”一出台，就受到立宪派的非议，且自此开始，立宪派就把请愿速开国会作为推动立宪的近期目标。1908年6月，康有为联络海外200余埠华侨，联名上书请开国会。7月，政闻社正式提出三年内召开国会的主张。立宪派又创办《国民公报》，指定由江苏、广东、直隶三省派人到内地各省、南洋各埠进行立宪宣传鼓动和请愿的组织工作。
各省咨议局成立后，立宪派共发动了４次大规模的和平请愿活动，要求速开国会。广东咨议局于1910年6月派代表沈秉仁、陈寿棠上京，参加全国性请愿活动，返粤后成立“速开国会请愿广东同志会”。
1910年10月，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代表民意的法定机构资政院正式开会，98位由各省咨议局议员互选产生的会民主的理解方面远不及民选议员，无法左右会议。民选议员们在会上慷慨陈词，最后用“起立法“对“速开国会案”表决。全体议员应声而起，《陈请速开国会具奏案》获一致通过。
在强大的压力下，清廷被迫做出了一些让步，宣布缩短预备立宪期限三年，在1913年召开国会，国会未开以前，先设立责任内阁。
1911年5月8日，清政府成立了新内阁。新内阁成员共13人，满族9人（其中皇族6人），汉族4人，所有军政大权都被皇亲贵族把持，故人称“皇族内阁”。
“皇族内阁”的出台给立宪派当头一棒，举国哗然。
各省咨议局议长、副议长随之齐赴北京召开联合会，上书力争：“以皇族组织内阁，不合君主立宪国公例。”要求另选大员组织内阁。但清廷断然拒绝了他们的请求。于是各省咨议局联合会发表《宣告全国书》，痛陈：“新内阁如此，吾人民之希望绝矣。议员等一再呼号请命而不得，救亡之策穷矣。”
至此，人们普遍感到革命的风暴将临。资政院的议员们分别组织了“宪友会”、“辛亥俱乐部”、“宪政实进会”等政团，准备应变。
值得一提的是，武昌起义之前，各省立宪派和革命派都有相当尖锐的对立冲突，惟广东没有出现这种情况。相反，广东立宪派还在一定程度上暗中支持和赞助革命，连清廷督办铁路大臣、华侨巨商张弼士也秘密指示属下企业给革命党人以经济援助，并支持其子参加同盟会。这种广泛的革命基础，使得广东在大变局中，成为辛亥革命的策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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