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路运动
20世纪初，随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深入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逐渐增长，收回铁路主权的呼声日益高涨。
早在1903年9月，清政府为了推行“新政”，允谁招商局集商股成立铁路、矿务、工艺、农务等项公司。此后，各省的铁路公司陆续成立，商办铁路开始兴建。1903年，新任四川总督锡良，在四川人民的强烈要求下，不得不奏请自办川汉铁路，并于次年成立了“川汉铁路公司”。随着各省铁路公司的成立，收回路权的斗争也开展起来了。
湖南、湖北、广东3省绅商要求收回粤汉铁路主权的斗争，是全国收回路权斗争的发端。粤汉铁路收回以后，又展开了一场保路运动。
保路运动是由帝国主义掠夺中国路权和清政府卖国求荣而引起的。帝国主义为了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十分注意夺取铁路修筑权。因为一旦窃取了铁路，不仅可以利用它调运军队，镇压人民的反抗，而且可以直接控制铁路沿线的城镇乡村和矿产资源。清政府本来就是靠帝国主义的刺刀来维持的反动政权，当然不敢得罪帝国主义。
1911年春，清王朝搬弄立宪骗局，成立所谓“责任内阁”。这个皇族内阁一出场，就在5月9日颁发“上谕”，实行所谓“铁路国有”政策，宣布各省原已准交商办的铁路干线，一律“收归国有”，准备以“国有”为名，出卖全国铁路主权。5月18日，清政府任命满族贵族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要他去强行接收湖南、湖北、广东、四川4省的商办铁路公司。5月20日，皇族内阁的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同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签订600万英镑的《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湖北境内川汉铁路借款合同》，把湖北、湖南、广东3省人民在1905年收回路权运动中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赎回的粤汉铁路和川汉铁路的修筑权，又重新出卖给帝国主义。它不仅侵害了广大人民、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且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因此，清政府的这种卖国政策，激起了各阶层人民的愤慨。
当时全国大哗，特别是首当其冲的粤、湘、鄂、川四省，人心激愤，坚决要求清政府“收回成命”，否则誓死反抗，“无论酿成如何巨案，在所不顾”。
广东绅商在保路风潮中，表现出较强的实力。广东工商业相对发达，1906年广东粤汉铁路公司成立后，得到绅商各界及民众响应，至1911年春已实收股本1500万元，而且均为商股，不像四川等省以租股为主。清政府悍然宣布铁路国有政策，立即引起广东绅商强烈不满。虽然清政府拟定收回办法在四省中以广东最优--股本可发还60%的现银，其余为无利股票，不像川路股东只能得到毫无信用可言的股票。但广东是最具实力自办铁路的省份，因此对清政府剥夺各省自办铁路权格外气愤。
在“皇族内阁”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后，广东各团体及粤路股东们多次聚会，商议应对之策。6月10日，粤汉铁路公司股东大会在广州召开，与会者1000多人。到会股东一致决议：抗议清政府铁路国有政策，“万众一心，保持商办之局”。大会电告清政府，要求“撤消国有令，以昭大信”；同时致电吁请湘、鄂、川三省坚持到底，称：“铁路国有，失信天下。粤路于十日决议，一致反对。……唇齿相依，希予支持。”
接着，广东成立了争路机关部，作为保路运动的领导机构。广东粤汉铁路股本有不少为海外华侨投资，故华侨对保路运动全力支持。
广东各大绅商团体，包括总商会、七十二行会、粤商自治会、九大善堂，以及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咨议局等，均明确反对铁路国有政策。
两广总督张鸣岐却无视粤汉铁路股东的抗议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宣布股东大会的决议无效。此举激起公愤，广东人“不用官发纸币，纷纷持票领银”，一日达数十万，以示抗议。顿时广东银局陷入无钱兑换的困境，张鸣岐只得向中央政府借300万两应急，又向国际银行团借款500万两，以渡过危机。
6月16日，广东粤汉铁路公司再次召开股东大会，重申要求商办。张鸣岐恼羞成怒，禁止报纸发表反对铁路国有的言论，逮捕抨击“铁路国有”的《亚洲报》记者陈听香，还表示要对保路运动采取“随时防范，认真弹压”的手段，“倘有不轨言行”，“立予拿办”，“格杀勿论”。
粤路股东当即决定移师香港，继续坚持斗争。9月初，广东保路会在香港成立，通知咨议局、总商局、九大善堂、七十二行会、粤商自治会等派代表参加广东保路会成立大会。
9月3日，近万名代表和群众冒雨参加大会。会议通过了“破债约、保路权、维持完全商办”的议案，以“联合川、湘、鄂三省一致进行为宗旨”。会后，广东保路会一面派代表赴京请愿，一面派人往南洋各埠联络华侨，扩大声势。
在很短的时间内，湖南、湖北、广东的保路风潮连成一片，声势浩大。全国各地以及海外侨胞、留学生，也纷纷集会，并通电、写信予以声援。
反动媚外的清政府对保路运动采取严厉的高压政策，责令各省官吏对参加保路运动的人“严行惩办”；各省派到北京请愿的代表，也被“押解回籍”。清政府的高压政策，加剧了人民对它的仇恨，而且从和平保路转向了武装斗争。
这时，四川同盟会会员龙鸣剑与王天杰等认为革命时机已到。8月4日，他们邀请哥老会首领秦载赓、罗梓舟、胡重义、孙泽沛和张达三等在资州（今资中）罗泉井召开秘密会议，决定武装起义。他们把“保路同志会”改称为“保路同志军”，在新津和华阴设立总部，并推定秦载赓和张达三分别负责川东南与川西北的起义工作。
这样，四川的保路运动比之两湖和广东更为激烈，群众基础更为广泛。在四川的农民群众中，哥老会有相当大的势力。在同盟会会员的宣传、组织下，使这场保路运动转向反清的武装斗争，而且形势锐不可挡。
9月7日，新任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咨议局正、副议长蒲殿俊、罗纶以及保路同志会和川路股东会的负责人。消息传开，数万群众前来请愿，要求放人。赵尔丰竟下令军警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当场打死30多人，造成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当晚，曹笃和朱国琛等人裁截木板数百块，上写“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字样，然后将木板涂上桐油，投入江中，顺流而下，这些被人称为“水电报”的木板把消息传遍川南、川东各地，更进一步掀起了各地群众揭竿而起的革命形势。
9月8日，保路同志军进围成都，附近州县群起响应，纷纷成立保路同志军，数日之内，队伍发展到20多万人，形成了群众大起义的局面。同志军围攻成都十几天，由于缺乏统一的组织指挥和作战经验，武器装备又不足，没能攻下成都，他们就分散进入地方各州县。
在四川的各州县中，荣县的群众基础较好，同盟会会员王天杰就在这里从事革命的联络和组织工作，并组织民团1000余人。9月25日，同盟会员吴玉章、王天杰等宣布荣县独立，这是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最先建立的革命政权，成为成都东南反清武装斗争的中心。
继川西的同志军起义后，川东地区的群众也纷起响应，占领大足县城。这时，西昌地区的彝族和川西北的藏族与羌族群众，也都加入同志军的行列，同清军作战。到10月上旬，同志军起义的烽火已燃遍了四川全省。
清政府获知成都被围和四川各地同志军起义的消息后，吓得手忙脚乱，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先后调派端方从湖北带新军日夜兼程入川（端方带兵到四川资州时被新军斩首），并命令曾担任四川总督的岑春煊前往四川，会同赵尔丰办理剿抚事宜，还从湖南、广东、陕西、甘肃、贵州、云南等省派兵前往四川增援。但是，湖北新军被调入川，却造成了武汉空虚，给武汉革命党人发动起义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
声势浩大、规模壮阔的保路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王朝在中国的统治，极大地鼓舞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斗志，直接导致了辛亥革命的总爆发，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