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绸之路”初成
武帝广开三边，中外交通顺畅，中国与中亚、西亚、南亚、欧洲等地之间的陆上贸易走廊“丝绸之路”，就是在武帝时接通的。
番禺素有富名，是前南越国的都城，也是其与南洋诸国往来的贸易港口。汉统一岭南后，番禺直接控制在朝廷手中，成为一块以广阔中原为腹地的商贸“飞地”，武帝多次派遣官船由番禺扬帆出海寻财觅宝，而岭南民船出海贸易的传统亦一如既往，没有因此受影响。可以这么说，正是那些名不见经传的民间商人，率先在苍茫大海上开拓出一条条航路，然后汉官方商业船队才有选择地出征。
汉臣张骞在大夏（今阿富汗北部），看到由印度转运过去的蜀布和邛竹杖，以为有条经滇缅到印度的现成商路存在，其实这条陆地商路至公元1世纪才开通。他所看到的四川特产，是由西江运到番禺，再取道海上流通至印度的。珠江口以西通往中南半岛和南洋群岛的航路，则早在先秦时期便开通了。不过那时航运水平低，白天只能以沿岸标志来定方位，夜里则以天体星宿作导航，所谓“牵星过海”。
汉代将前人借助信风、用星宿定位等航海方式加以总结，整理出《海中日月慧虹杂占》、《海中二十八宿图分》等著作达136卷之多。汉代造船技术也在秦代基础上发展到木帆船阶段，最具代表性的是甲板上建重楼，有十桨一橹的大楼船。大楼船上掌握航向的尾舵，停泊定位的爪锚，用于推进的楫、桨等设备一应皆有，能进行远航活动。不过楼船上所能装载的淡水、粮食之类的生活必需品仍然有限，客观上不能离岸太远，以便及时补给，所以汉代远航还是沿着海岸线进行。
值得一提的是，舵的发明乃航运技术的重大进步。船上设楼和船后设舵，两者在中国造船史上出现的时间，要比欧洲早一千多年。
正好岭南一带海岸线曲折漫长，不像江浙海岸线过于平直难挡风浪，船舶沿着南部海岸线逐站行驶，也比较安全。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很长时间徐闻、合浦等良港会十分兴旺。
徐闻位于雷州半岛南部，地扼琼州海峡，是通往珠崖、儋耳和合浦的要冲。合浦濒临北部湾，盛产珍珠，在当时是与东南亚各国距离最近的港口，也是从番禺前往东南亚的必经之地。由于地理位置特殊，汉武帝特别设立了合浦郡，并把徐闻划归合浦管辖。刘彻还在徐闻南七里处设左右侯官，收购、积存货物，同各地商人交易。徐闻、合浦遂成为中国对外商贸的始发港，“合浦珠还”，欲拔贫，诣徐闻"因而流传于世。番禺则是中外商品荟萃的商业大都会。
那时从中原来几大港口城市做生意的商贾比比皆是，很多人都发了财。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番禺市面到处可见中原运来的银、铜、铁器、丝绸，海外的香药、琥珀、玛瑙、水晶，以及南海本地出产的珍珠、玳瑁、果、布等等。
岭南与中原的商贸往来当时主要通过西江水路进行，绕的圈子很大。北江航道倒是比较短，由于海湾深入，在潮势特大的2月、5月、8月，乘海潮可上溯清远飞来峡--"逐浪返五羊，一宿而至"，也就是趁海潮之便一天可达番禺。因此自东汉年间，历代为官者对北江屡加疏凿。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桂阳郡太守卫飒，他在公元26年“凿山通道五百余里”，大大减轻了纤夫之苦；章帝时，大司农郑宏主持开凿了一条穿过腊岭直到临武县的山路，作为运送南海贡品的通道。
不过汉代岭南兴旺的商贸活动，主要还是集中在番禺、徐闻、合浦等海港城市。相形之下，周边地区黯淡很多，并没有因港市繁华受到太大的辐射，仍然是以农、牧、渔、猎业为主，而不是以商业见长。
《汉书·地理志》中记载过一次历时达三年之久的商贸远航。直属宫廷的“译长”，组织了一支商业使团，带着大量黄金和丝织物，冒着巨大的风险去海外交换明珠、璧玉、琉璃等奇珍异宝。船队在茫茫大海上开辟了一条联系亚、欧、非的国际商道，史称"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齐名。
汉朝商船在番禺整装起程，然后经徐闻、合浦，以及日南郡的障塞离开中国大陆，再经南海入印度洋，先后经过7个海国。《汉书》对这段航线记载得非常详细：“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航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湛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航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译成今天的文字，就是说商队离开大陆后在海上足足航行了5个月，才到达都元国（今马来半岛）。他们又航行了4个月，到达邑卢没国；再航行20多天，抵湛离国；然后步行了10多天，到达了夫甘都卢国（这3个小国家均在今缅甸境内）。船队由缅甸向西航行了两个多月，穿过孟加拉湾抵达黄支国（今印度东部）。商船从黄支国起锚，航行了8个月到皮宗国（今新加坡之西）；随后又航行了两个月，到日南与象林交界处。在黄支国的南方，有一个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这是此次航行所到达的最远的地点。
这条商道起自岭南沿海，经南中国海过马六甲海峡，入印度洋，到波斯湾、阿拉伯半岛以及非洲东海岸，史称“海上丝绸之路”。
这条最早的“海上丝绸之路”，全程约5000海里，单程航行需一年时间。
障塞、徐闻、合浦，行5个月一都元国（今马来半岛），行4个月一邑卢没国（今缅甸境内），行20多天一湛离国（今缅甸境内），步行10多天一夫甘都卢国（今缅甸境内），由缅甸西行两个多月，穿过孟加拉湾一黄支国（今印度东部），行8个月一皮宗国（今新加坡之西），行两个月一日南和象林交界处一黄支南面一已程不国 （今斯里兰卡）。
汉帝国的商船每到一国，都受到友好欢迎：供应淡水食物，派船接送。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直运还不可能，转船是经常的事。但有时他们遇上海盗，遭到劫掠；有时碰上飓风，船员葬身大海。
经过三年艰险的海上生活，幸存者才回到合浦、徐闻。当然，这些人都发财或者升官了。
海上贸易带来的丰厚利润，令汉朝廷大受鼓舞，随即指派更多船队去远海航行，寻求财富。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珠江三角洲一带种桑养蚕、缫丝织布受到商贸刺激，与南越国时期相比，有了长足发展。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稸水篇》中载："建安中，吴遣步骘为交州（刺史），骘到南海，见土地形势，观（赵）佗旧治处，负山带海，博敞渺目，高则桑土，下则沃衍。"可见东汉时珠江三角洲已有成片成片的桑园出现。除了收购岭南当地人生产的丝绸外，商人们还从内地把丝绸辗转运到岭南几大港口，出口海外。
但很可能早在汉代之前，中国的丝绸就沿着海路运输到印度洋和地中海沿岸。印度古老的《摩奴法典》曾规定，偷丝者三天内只许喝牛奶。成书于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史书《Ctesias》载，东方有赛里斯国（意为产丝之国），其人寿逾两百岁。公元2世纪的希腊学者帕森斯又更详细地描述，赛里斯人用小米和青芦喂一种类似蜘蛛的昆虫，喂到第五年虫肚子爆裂，便从里面取出丝来。撇开古人辗转相传以至失实的成分不提，上述史料可以说明，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丝绸已输运到了那些国家。只是目前所能找到的史料，还无法确定这些丝绸究竟是从陆路还是从海路转运过去的。
汉代岭南出口丝绸则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包括如何对付海盗。
在广州发现的西汉后期墓穴中，约三分之一埋有各种串珠。这些串珠的质料有玛瑙、鸡血石、石榴石、煤精、水晶、硬玉、琥珀和琉璃，还有迭嵌圈式的琉璃珠、蓝色琉璃碗等。其特征与中国工艺大不相同，测定的结果，这些琉璃所含铅钡成分也与同期中国琉璃制品不同，却与西方古琉璃成分类似，可以肯定其来源于海外贸易。
位于地中海东岸的大秦国，是与汉帝国遥遥相对的西方大国，盛产金银、夜光璧、明月珠、琉璃、色料等。大秦很早就通过西亚的安息等国从陆路与中国间接通商。汉商船曾打算从安息开往大秦，但安息阿拉伯商人拼命夸大海上风险，又以种种借口拒不提供帮助，汉译使只好望洋兴叹。富有冒险精神的大秦商人同样想从海上与中国直接通商，但这一愿望直到汉桓帝时代才实现。
罗马帝国皇帝马可·奥勒留·安敦尼派遣的使者，历经风险于166年抵达中国，向汉桓帝献上象牙、犀角、玳瑁等，宣告两大帝国的海上航路开通。沿着这一航线，从岭南沿海出发，环绕亚洲大陆南部，穿过马六甲海峡入印度洋，向西进入红海，再辗转进入地中海，可到达古罗马的亚历山大港。
在罗马皇帝奥古斯都时代，每年夏至节前后，开赴印度恒河一带的罗马商船总有120余艘，其中一部分继续航行到中国。这些商船做完交易，在12月至翌年1月返回红海，并将货物转运至亚历山大港以及罗马帝国的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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