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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海上丝绸之路



    唐代,中外主要的交通路线有七条,五条是陆路,两条是海路。海路一条为自今山东蓬莱县入高丽渤海道;另一条便是“广州通海夷道”,长达万余里。 

    海夷道是大唐最重要的商路,尤其唐玄宗时中国在怛逻斯兵败于大食国,又发生“安史之乱”,西域失控,此后海上丝路取代陆上丝路成为中西往来的主要通道,广州随之走向极盛之境,达数世纪之久。
 
    唐《关市令》规定:“锦绫、罗彀、绸绢、棉布、牦牛尾、真(珍)珠、金银、铁,并不得度西边北边诸关。”唐禁止铁在西边、北边出关,显然是防止敌对国大量购买中国铁铸造兵器。其余禁物,衣料是大唐出口的主要物品,锦绫绸绢尤其名贵,可代替货币,大唐以此换取马匹等各种牲畜,所以不许商人拿去谋利。至于珍珠、金、银、牦牛尾之类,则是国内稀少,不愿外流。 

    而从南方海路来通商的各国,都是远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彼此间不易发生大规模战争。因此唐朝廷对海路贸易禁令较少,外国商人只要不违犯唐朝法律,贸易往来完全自由。婆罗洲北部沙捞越,还发现唐朝人开设的铸铁厂,那时这一带尚处于铜器时代,唐朝手工业产品和技术的输入,对其发展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
 
    中国东北海岸线与南部海岸线是联在一起的,绵延万里,由于技术和政治的原因,唐中叶前日本、新罗、高丽、百济等国家主要通过东海路与中国往来,而东南亚、南亚、西方诸国则主要通过南海路来华。这两条海路直到750年后方衔接起来,如新罗、日本海船可利用东北季候风直航到浙江沿岸,唐后期甚至能从日本直航到台州、广州。866年,日本高岳亲王真如前来中国通好访问,归国时就是由广州起航。 

    富强的唐王朝奉行开放政策,使中国对外经贸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纪元。唐代与广州通商贸易的国家比前代大为增加,主要有三大贸易伙伴:一是以室利佛逝为首的东南亚地区,二是以印度为首的南亚地区,三是以大食为首的阿拉伯地区。
 
    大食帝国是当时世界上惟一能与大唐帝国相提并论的国家。穆罕默德于622年创建伊斯兰教,阿拉伯人开始东征西讨,公元8世纪中期至9世纪中期,大食达到极盛,向东占领了中亚细亚及印度西部;向西占据了中东、埃及、北非及西班牙;南濒印度洋沿岸,北达意大利南部,雄跨欧、亚、非三大洲。大食极力拓展东向海上贸易,仅据《新唐书》和《旧唐书》统计,从651年至798年,该国遣使来唐就达37批之多。 

    印度是秦汉时海上丝绸之路的终点,至唐代,印度河口、锡兰岛依然是该地区的贸易中心,并成为连接广州与波斯湾、红海和东非等地区贸易往来的中继站。
 
    室利佛逝于公元7世纪兴起,领土包括马来半岛、爪哇和苏门答腊,北控马六甲海峡,南扼巽他海峡这两条东西方海上丝路必经的水道,为东南亚地区的贸易中心。 

    据《新唐书》记载,室利佛逝在670年至741年间,几度遣使来唐,进献侏儒、僧祗女。唐朝廷则授室利佛逝国王为左威卫大将军,赐紫袍、金钿带。室利佛逝国王又遣儿子赴唐朝见,唐宰相张九龄在家乡曲江县设宴款待贵客,并奉圣旨册封室利佛逝王子为宾义王,授右金吾大将军,然后送其至广州回国。 

    唐初有一位高僧名叫义净,他曾几度在室利佛逝停留。671年,义净约集了数十位同伴至广州,拟乘船往印度取经。谁知到登船时,除义净外其他人都因惧怕困难退出了。义净只好独自前往,他乘商舶先直航到室利佛逝,在那儿花了半年多时间学习梵语,再西航往印度取经。

    10年后义净离开印度,返程时在室利佛逝又停留了下来,从事佛经翻译。因为工作量太大,义净专门乘船回广州聘请了一些助手,再赴室利佛逝译经四年,直到695年返唐。在义净的记载中,当时已有专门载客的海船,可见室利佛逝与广州之间往来十分频繁。 

    唐代,由广州出发的海外航线,经常定期航行的有六条:
    1.广州====东南亚====锡兰====阿拉伯;2.广州====东南亚====锡兰====波斯 ;3.广州====东南亚====锡兰====阿拉伯====波斯;4.广州====东南亚====锡兰====美索不达米亚;5.广州====林邑====爪哇====锡兰 6.广州====东南亚

    海商常年漂泊海上,学会了使用信鸽作通信工具。中国人驯养信鸽,就是始于唐代广州。

    远洋贸易的发展促进了岭南造船业的进步,广州是唐代中国盛名远扬的造船基地,所制造的“苍舶”长达二十丈,可载六七百人;还有一种叫"俞大娘"的大舶,能载重万石。凡是出洋的船,船尾桅杆旗上都有"利涉大川"四字,船头刻着圆形的大鱼眼图案,俗称“大眼鸡”海船。这是因为船民相信船是鱼的化身,船开向大海,应有一双睁大的鱼眼来导航。这个习俗从唐代一直流传下来,至今岭南一些地方的船民还会在船头画上大鱼眼,以祈平安。 

    《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市舶繁荣时,广州客商如云,“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计其数;并载有香药、珍宝、积载如山;……狮子国、大石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 

    770年,到广州的外国商船达4000余艘,这在8世纪是十分可观了。 唐贞元宰相贾耽在《广州通海夷道》中,对海上丝路做了详细记载: 

    广州--屯门(今香港青山湾)--西行2日--九洲石(海南岛东北角)--南行2日--象石(海南岛东南岸)--西南行3日--占婆岛(今越南境内)--东行200里--环王国--南行2日--燕子峡--行1日--毒青国--行1日--古笪国--行半日--藩朗(今越南境内)--行2日--昆仑岛--行5日--新加坡海峡、苏门答腊、马来半岛--东北行4日至5日--爪哇--西行3日--马六甲海峡、布罗瓦尔诸岛--西行5日--苏门答腊北部--行6日--尼科巴群岛--北行4日--狮子国--北行--南天竺--西行4日--没来国(今印度南部)--西北行--十余小国--西北行--印度西岸--西北行2日--孟买附近--行10日--巴基斯坦--经5个小国--卡拉奇东--西行20日--二十余小国--西行--波斯湾阿巴丹附近--西行1日--幼发拉底河口--行2日--巴士拉 

    海商抵达阿巴丹一带,便可望见当地人安置的灯塔。夜间灯塔点燃熊熊火炬,把远涉重洋而来的商船导入波斯湾。到幼发拉底河口货物必须转到轻舟上,方能溯河而上,两天就到大食国重镇巴士拉港。再由驿道向西北陆行千里,便是大食国京城巴格达。
 
    从阿拉伯半岛沿岸又可航行到亚丁湾、红海,一般称之为西路航道,巴士拉为东、西航道交汇点: 乌剌国(巴士拉东)--巴林--阿曼--竭国等--沿着印度洋西海岸西行--七个小国--也门--沿东非海岸西南行--十余小国--三兰国(今坦桑尼亚海岸) 

    沿着这条航线,大唐海舶不仅可以到达波斯湾沿岸各国和阿拉伯半岛南部诸港,还可远航至东非的中南部海港。这一航线经历的国家和地区有100多个,全长达14450海里,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航线,此记录保持了八九百年之久,直到公元16世纪中叶,欧洲人开辟东方新航路才被打破。 

    广州作为一个国际贸易港口,云集了大批中外客商,所谓"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海贸日益繁盛,广州港开始形成若干外港,其中屯门和扶胥是两个主要的外港。 

    屯门当时属东莞,现归香港新界青山湾,扼珠江口交通要冲,是一个天然避风良港。屯门自唐代起驻有军队,主要是防海盗保护商船。凡有外国商舶来广州贸易,必先集聚在屯门,然后才进入广州;返航时亦经过屯门出海。
 
    扶胥港在今广州黄埔庙头村附近,其标志是南海神庙。按照规定,各国商船都不得超越南海神庙,扶胥镇就是交易集市之地,乃唐代繁华的商业区。 

    据记载,唐代来广州贸易的外商盛时每年达几十万,除京城长安外其他城市都不能与之相比。“广州”沿海上丝路声名远扬,以致外国人把广州称作支那(梵文Cina,意为中国),把长安称摩诃支那(梵文Mahacina,意为大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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