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设立十三行
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清政府将对外贸易的商人从牙行中分离出来，在今十三行路设立“洋货行”，统称“十三行”。到了乾隆年间，业务有较大的发展，十三行便分工为外洋行(专门办理外国商人来粤贸易业务)、本港行(专门办理暹罗贡使及商人贸易事务)、福潮行(专门办理潮州、福建商人的对外贸易业务)三种。行商的主要作用是：(1)包销外商运来的商品；(2)代缴关税和各种规银；(3)代替外商购买各种出口物资；(4)对外国商人的一切行动负保证监督之责；(5)代表政府向外国商人传达政广州十三行令，办理一切交涉事宜。为了接待外国商人，行商在十三行街还设有“商馆”，亦称“十三行夷馆”。
1720年，十三行进入对外贸易的重要阶段。这一年，广东洋商第一次成立了排他性的商人行会"公行"，经过歃血盟誓等隆重仪式，订立行规。公行规定除了少数零星商品外，所有与外商交易的货物必须由“公行”议价，即使不需议价的瓷器贸易，也要从卖价中抽30％交纳“公行”。
1754年，十三行又奉命建立保商制度，由资财丰厚的广东洋商作为"保商"。外商交纳船税、货税，官府采办朝廷贡品等，均由保商负责办理。保商对承保的外商违反清王朝法令的行为，负有连带责任。保商制度实际上是朝廷将保甲制度施行于外商管理中。十三行行商是官府培植的中方对外贸易代理人，半官半商。十三行设立之初，外商来船不多，收入有限；但随着广东对外贸易的恢复和发展，特别是实行"一口通商"后，十三行通过垄断外贸，攫取了巨额财富。道光十四年，十三行首富怡和洋行商人伍浩官，财产总值达到2600万银元。
不过，十三行获得的巨额商业利润，并不能自己独占，必须以“报效”、“捐输”等形式，把相当一部分进奉给皇帝，或填入朝廷大臣及广东官僚的私囊。官府勒索，加上行商本身挥霍无度，十三行虽然利润丰厚，也常入不敷出，一些行商不得不向外商借贷，从而负债累累，破产倒闭时有发生。其中，有名字可查的约25人，平均每隔６年便有一人破产。
十三行行商中最早破产的是资元洋行黎光华，他拖欠外商货款达44万两。洪仁辉在告御状时，也把资元行之事写上了，乾隆皇帝认为太失天朝体统，当即派大臣赴粤清查此事，并将黎家在广州的家产全部拍卖，资元洋行顿告破产。
这起事件发生后，乾隆皇帝规定，不准行商向外商借债或拖欠货款，否则按里通外国和诓骗财物罪论处。但是没过多久，行商又故态复萌，首先是丰进洋行倪文宏赊欠英商1.1万两白银，将倪文宏抓起来，还是无法清债，只好将他充军伊犁。到1779年，广州8家行商共欠英商107万两本金，利上滚利高达380万两，其中四家无力偿还，宣告破产。这是十三行第一次商欠危机。
1810年前后，十三行又发生第二次周期性大规模商欠危机，累欠外商货银近200万两，三家行商破产。第三次危机发生在19世纪20年代，连一些老行商也卷入债务泥潭，仅福隆洋行一家便积欠英商货银109.9万两，可谓特大亏空。
伍浩官是十三行首富，他在嘉庆十四年成为十三行总商，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和美国旗昌洋行关系密切 。旗昌洋行是怡和洋行的长期国外总代理。“浩官”之名在美洲炙手可热达半个世纪。
潘氏发家早于伍家，其开设的同文洋行包揽英国东印度公司生丝贸易。按照粤海关规定，生丝出口一年不得超过100担，但潘启官却能以每年2000担的数量为东印度公司采购生丝，可见神通广大。潘启官产业超过2000万银元，仅次于伍浩官。这两家均住在珠江南岸，伍园与潘园遥遥相对，园中均繁花似锦，妻妾婢仆如云。外商将这两处称为“私人宫殿”。
十三行直到鸦片战争后（1842年）方被废止，垄断外贸长达153年。它一方面是中国主权贸易的标志，另一方面又是闭关锁国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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