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佐
黄佐(1490－1566年)字才伯，号泰泉。明代香山石岐仁厚里人，12岁考取举人，明正德十五年(1520年)中进士，次年选庶吉士，授编修陈初政要务，编修兼左司谏、侍读，掌南京翰林院、南京国子祭酒、少詹事等职。晚年谒哲学家王守仁，与论知行合一之旨，数相辨难，得到王守仁称赞，授江西佥事、广西学督等职，曾因与大学士夏言议论河套事不合，弃官归养。其学以程朱为宗，但理气之说独树一帜，著作尤多。明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修广东通志，全书体裁典雅，分为：图经、书记、表、志、列传、外志六部分(现国内存两套)。其余著作四百六十余卷。计有《诗文集》六十卷、《乐典》三十六卷、《诗经通解》二十五卷、《春秋传意》十二卷、《庸言》十二卷、《翰林记》二十卷等。志书有：《广东通志》七十卷、《广西通志》二十四卷、《香山县志》八卷、《琼台外记》五卷、《珠崖录》五卷、《罗浮山志》、《广州人物传》、《明言类选》、《文艺流别》、《乡礼》等。
人生轨迹
聪慧勤学终登科
黄佐的原籍在香山县城仁厚坊，他的祖父黄瑜也是一代才俊，于明成化五年(1469年)任长乐(五华)知县，后归隐，建屋于省城的番山下(即现在的圣贤里)，亲手植下两棵槐树，吟著其中，自得逍遥。黄佐的父亲黄畿精通三才、五行、九流，16岁补郡庠，撰有《三五元书》、《易说》等书，因其号粤洲，人皆称其“粤洲先生”，在故屈大均的《广东新语》中有“粤人著书之精奥，以畿为最”的甚高赞言。
在家学渊源的熏陶下，聪明勤学的黄佐四岁就开始读《孝经》，五岁随父亲“执养亲礼”。在私塾读书的时候，勤思善疑的黄佐就大胆地向私塾先生问道：“《大学》自纲领条目之外，何以释本末而不及始终？”可是，当时的先生无从回答这个难题。
12岁那年，黄佐完成了举子的学业，20岁时，取得明正德庚午乡试第一。正德庚辰登科进士，时年30岁。几年之后，嘉靖进廷，试选庶吉士，黄佐五试均名列前茅，授翰林院编修、兼左春坊司谏。
宦海沉浮
“首为清、次为慎、三为勤”，这是黄佐的为官箴言。
黄佐年轻时，无论人生、仕途，都可谓一帆风顺。在黄佐为官没多久，朝廷就发生了一宗“大礼议”的政治事件。
明朝的正德皇帝(朱厚照)去世后，因其无子继承，嘉靖皇帝(朱厚熜)以“兄中弟及”的身份，由藩王身份继承了皇位。嘉靖上台不久，为了巩固自身的威信，加强对政权的统治，授意大臣议尊生父兴献王为皇考(即死去的太上皇)，但是朝中不少大臣认为此举不合礼法，应尊正德皇帝的父亲(孝宗)为皇考，兴献王则为皇叔父。
“大礼议”的论争，表面上是“继统”与“继嗣”的礼仪形式之争，由于两派价值观的不同，因而对儒家典礼的解释也大异。透过“大礼议”论争，它背后体现的是正统程朱道学(理学)与新兴王阳明心学的冲突和较量，具体表现为以内阁首辅杨廷和为首的旧阁权集团与新进士大夫的冲突以及新皇权与旧阁权冲突的交织。在这场政治事件中，黄佐也联名签署奏章，据“礼”力争。但在“大礼议”中，言官受到空前的打击，最惨重者莫过左顺门事件。嘉靖三年，世宗欲为其父上尊号，百官于左顺门外跪谏，被残酷镇压。跪谏的231人中，受廷杖者180余人，杖死18人；142人下狱，另有11人远谪。谪戍之臣都遇赦不宥，死于戍所。黄佐作为据“礼”之人，自然也难逃波及，便以“终养老亲”为名，辞官归了故里。
省亲归来之后，黄佐便道拜访了王守仁，一起讨论知行合一之旨，数相辨难，王守仁赞称黄佐乃正直可靠之人，得以重新起用，外放任江西佥事，再改广西学督。在广西学督的任内，黄佐尽行拆除荒诞不经的庙宇，建立乡村社学，用“射御”的礼节教导人们，强调忠孝节义。他还挑选了一大批优秀士子入学，当地士人无不对他充满着感激与尊重。后来母亲生病，接到家报以后，他再度请求退休返归故里。
黄佐在家九年期间，远接近交，从游甚众，朝中大臣们又纷纷上表相荐，但无奈都被“大礼议”的掌权者所阻。直至后来，朝廷下令选拔人才，黄佐才再度被起用，以编修兼司谏、侍读，掌南京翰林院、南京国子祭酒、少詹事等职。最后，他因为与大学士夏言议论河套事，相互意见不合，终于去官，终年77岁，诏赠礼部右侍郎，谥文裕。
典藏书香
明代的私人藏书和藏书理论发展迅速，作为岭南重镇的广州也是得风气之先，孕育出了一大批藏书家，黄佐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曾在旧藩司左(今北京路)建有“宝书楼”，藏书之多、之广遐迩闻名，是广东著名藏书楼之一。到清嘉庆年间，黄佐的裔孙、诗人黄培芳将宝书楼改建，改名为岭海楼，曾请当时的广东学政翁方纲题写楼名。可惜广州失陷时成了焦土。
桃李天下
黄佐的父亲黄畿曾隐居粤山之麓，潜心学术研究，并创粤洲草堂(书院)讲学，作为儿子黄佐更是将其发扬光大，明嘉靖年间(1552－1566年)黄佐辞官归故里，将曾经位于现在白云上的天南第一峰的“景泰寺”改建为泰泉书院，将寺僧移往光孝寺，于泰泉书院讲学论道。在他门下授业的弟子，大多品学兼优、行为检点的斯文人家，其中有梁有誉［顺德人，授刑部主事，与李攀龙等号“七才子”、欧大任(顺德人)，任南京工部侍郎，是明代“广五子”之一］、黎民表(从化人，曾任河南布政使，是明代“续五子”之一)等等，他们都是乡邦文献学者，欧、黎更是“南园诗社”的佼佼者，他们的诗、名在当时声震大江南北。
“昔为史官，素称直笔”
黄佐一生勤奋撰述，其著作共计460多卷。包括《诗文集》六十卷、《乐典》三十六卷、《诗经通解》二十五卷、《春秋传意》十二卷、《庸言》十二卷、《翰林记》二十卷等。志书有：《广东通志》七十卷、《广西通志》二十四卷、《香山县志》八卷、《琼台外记》五卷、《珠崖录》五卷、《罗浮山志》、《广州人物传》、《明言类选》、《文艺流别》、《乡礼》等。
在这众多茫的著作之中，史志之类的书籍无疑占了巨大的部分，也是黄佐一生学术上的代表，上述志书，至今仍是广东乡邦文献宝库中的珍贵遗产。在众多志书之中，又尤以《广东通志》影响最为巨大，有着很高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
黄佐的《广东通志》是广东的第二部省志，它在广东“省志”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目前存世的只有中国广东、日本各一部。上世纪70年代，香港大东图书有限公司曾经影印发行，当时是以日本内阁文库藏本为主体，辅以其他残本存页而成，但整部书中，“错字”、“错页”、“错拼版”、“窜改”之处比较多，质量终是问题。
在明朝嘉靖乙未十四年(1535年)，当时的广东巡抚监察御史戴璟正值卸任之际，而暂时又无人替代，乘此卸任临代、空闲时光比较多的最后任期，着手编修“省志”。因为前任总督陶谐任中已案行各府取志，戴璟则提举张岳等人以及十余名学生共同将其加工编纂成初稿，其后再结合《一统志》，广泛搜集各种杂记野史、风物民情，综合编纂成《广东通志初稿》，共计40卷，历时三个月。
由于“戴志”成书仓促，质量难免不尽人意，正如清代大学者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摘要》中的评价“是书乃璟于嘉靖乙未以临代时三月而成，未免潦草，其门类亦多未当。”因此，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总督谭恺以“戴志”质量粗疏，提议重修。继任王钫将提议付诸实施，特聘黄佐主持编纂，地方官员则分头请各地名士，收集有关图经、史籍。
当年冬季，就在贡院开设了通志局，当时已集中了各州(府)、县志多部。同时还继续向各地发文，征集地方史料典籍文献。黄佐在编纂过程中，除亲自担任了总纂主笔外，还力邀欧大任、黎民等社会名士十多人担任分纂，同时聘专长学者予以协助、指导。经过三年的呕心沥血，这本凝聚了黄佐以及众多同仁心血的《广东通志》终于成书，事件记载截至正德十六年(1521年)，于嘉靖四十年(1561年)刻本，共70卷，全书体裁典雅，分为：图经、书记、表、志、列传、外志六部分，不仅内容比“戴志”更为丰富充实，而且形式也更为多样，具有更高的文学价值。在《广东通志》中，黄佐清晰明了地指出了“戴志”的众多谬误。嘉靖四十年(1561年)，雷礼(嘉靖进士，官至工部尚书)为“黄志”作序，誉黄佐为“昔为史官，素称直笔”。
“黄志”问世大约四十年之后，才有第三部省志出现，但该书也是利用“黄志”的基础和有关史料编纂而成，基本只用体例的差别，没有其他突破。直到清代阮元主修最后一部省志时，在序中仍对“黄志”以“体裁渊雅”的高度赞许，可见“黄志”对后期省志的巨大影响和强大生命力。
乐韵悠扬
黄佐一生在很多方面都有研究，音乐方面也不例外，他不仅写出了《乐典》(36卷)，同时为了检验自己的音乐理论，还在自己的学生中组织起一支民间乐队。这也是从地方文献记载中得知的在珠江三角洲最早出现的民间乐社了。黄佐无疑是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为珠三角民间音乐的向前发展指引了方向。
遗址回望
“四百年里第，十八世书香”
广州的名人宅第，时代最古、保存历史最长，今天仍可寻其遗址者，只有明代学者黄佐的宅第了。现在，建筑物虽已荡然，街巷也已湮灭，但其遗址却可确知在今北京路的青年文化宫内。
黄佐之家，世代书香，皆属广州名人，但是因为黄佐的名气最大，成就最高又号泰泉，人称泰泉先生。所居的街巷，就名为泰泉旧里。今北京路的健民药店旁边有条不长的小巷，叫做圣贤里，从前，在圣贤里之南，与之平行的尚有大司成里和泰泉旧里两条街巷，黄佐的宅第就坐落于此。黄佐之后，其子嗣又多有风流才俊，以至清代的黄香石(培芳)、黄佛颐，书香绵延，前后400余载，据《番禺县续志·余事志》载：“广州城旧宅以黄文裕公故居为最古，黄香石中翰门联：四百年里第，十八世书香。”
咸丰年间，烈焰狂风焚劫双门底，而黄佐故居安然无恙，人们都称那里是“张华福地”。可惜，大司成里和泰泉旧里在抗日战争时遭日机轰炸，被夷为平地，解放前曾在此开设游乐场，新中国成立后成为青年文化宫，今其靠北部分即为两街故址。黄佐曾担任过南京国子监祭酒，朝廷曾为他立“大司成”牌坊在街口，以为表彰。20世纪50年代时，这牌坊仍矗立在青年文化宫门口，面向北京路，以后不知移去何处了。
流风余韵
知真行诚示旁人
黄佐出生于书香世家，平生操守非常严谨，据说他的住宅附近既有官府又有寺庙，每日市井之声、钟鼓之声不绝于耳，喧嚣亦然，但是处在如此环境中，他依然我心清净，毫无所动，每天依旧著书治学，处之坦然。
黄佐家世殷实，自己又为官多载，然而生活中他却非常俭朴，在他的卧室中一直使用着一张简陋的布帐大床，虽然很多人都劝他换张新的舒适的床，尤其是他年老之后，家人、亲朋更是劝说，但是他一直坚持不置换，以身作则，树立节俭朴素的家风。然而，对于周济贫困人家的社会义举，黄佐则是慷慨有余，惟恐自己落后于别人，还特意为此购置“义田”，用来周济族人。
黄佐一生秉承程朱理学，对忠孝节义非常注重，无论为官还是赋闲在家，每当发现有孝义弟子，黄佐必当向当地官府申明报告，予以宣扬嘉奖。
思想流派
特立泰泉学案
明初，程朱理学逐渐成为官方哲学，在社会上居于统治地位。黄佐传承家学，重视忠孝节义，其思想脉络大体是崇尚朱学而与阳明不合。《明史·本传》称其学“以程朱为宗，惟理气之说独持一论”。虽然黄佐以程朱理学为宗，但是绝不迷信权威，对于程朱理学的“理在气先”、“由理生气”之说坚持不赞成，认为应是“理在气中”、“理气一体”。
对于陆王心学，黄佐曾多次予以辨难和批驳，斥之为浮淡、空疏，是“阳儒阳释”、“但借良知以文饰之耳”。因此，后来明代的大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儒学案·诸儒学案》中为他特立泰泉学案，称他是个博通经史的思想家，肯定他在岭南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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