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太雷
张太雷，1898-1927，江苏常州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1920年参加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陪同共产国际代表，先后在北京、上海与李大钊、陈独秀等会谈，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同年6月以中共代表身份出席共产国际三大。1922年8月参加中共中央杭州会议，主张国共合作，建立反帝反封建统一战线。曾任中共第四届中央候补委员、第五届中央委员，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1927年领导广州起义，任总指挥。同年12月12日，在赴前方指挥战斗途中，遭敌伏击，壮烈牺牲。
张太雷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重要创建人，党的著名政治活动家和宣传家。1927年12月12日，在领导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中壮烈牺牲，年仅29岁。在他短暂而光辉的一生中，在上海留下了他的许多革命足迹。
青少年时期
张太雷，原名张曾让，1898年6月17日生于扛苏省常州城西西仓街石皮场外祖父薛锦元家。其父张亮采，一个穷秀才，老家在城中西下圹“仁让堂”。由于兄弟多，家境贫寒，娶不起亲，成年后入赘于岳父家。太雷的少年时代大都是在外祖父家度过的。
太雷8岁丧父，靠母亲帮佣的微薄收入维持母子生活。9岁进石龙嘴西郊小学读书。学校隔壁是生产铁锅、犁头的鼎泰元冶坊，附近是大运河。他每天都可听到工人们打铁时发出的哼唷之声，看到河畔衣衫褴褛的船工、渔民的悲惨生活情景，这一切强烈地打动了他幼小的心灵。他痛恨世道之不平，发愤求知。他爱读史书、小说，尤爱听历史上英雄人物的故事。13岁时，太雷小学毕业，校长器重他，为他取名张复，勉其立志复兴中华，并资助他考进常州府中学堂读书。那时瞿秋白也在这个学校上学，他两人遂成为同学和好友。
常州府中学堂的校长屠元博和一些教师都是留学日本的同盟会会员，他们热情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太雷和瞿秋白在他们的思想熏陶下向往西方文明，当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时，他们带头苎苎发辫，走上街头，参加庆祝游行。他们寻求新知，废寝忘食地阅读各种进步报刊，他们经常去景色秀丽的红梅阁温习功课。课余之暇也论古道今，抨击时弊，共同探讨救国救民之道。1915年，袁世凯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太雷积极参加声讨袁世凯卖国罪行的斗争，散发抵制日货的传单。同年夏，学校无理开除学生引起学潮，学监借机贴出威胁性的告示，说张太雷、瞿秋白二人“素行不谨，如不改悔，下期毋庸来校”等。他俩不堪受辱，愤然离校。此时，张家族中有人看中太雷的才华，邀他到钱庄干事，但太雷说“痛恨铜臭”，拒绝了。不久，他去上海考取了北京大学预科，又因该校学制太长，无力负担学杂费用，于是同年又考进了设在天津的学制较短的北洋大学法科预备班。
1916年春至1920年夏，太雷在北洋大学读书。为了承担学习和生活费用，他课余在一位有进步倾向的美籍教授福克斯主办的《华北明星报》担任编辑和翻译。他准备毕业后参加高级文官考试，以便入官为政，为民兴利除弊；又想当个律师，为穷人主持公道。后来他认识到，做了官和坏人在一起，难免同流合污。而在这狼烟四起，暗无天日的严酷现实中，当律师也未必能遂所愿。正当他处在探索人生的 徨中时，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太雷通过福克斯教授结识了俄籍汉学家鲍立维，和在华俄通讯社(即塔斯社)工作的关系，不断得到十月革命的报道和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他受到鼓舞和教育，即秘密翻译了这类书刊，把它送给同学好友阅读。这时他又在《新青年》上读了李大钊发表的《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等文章，感到异常振奋，他对同学说：“我以后不当律师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救中国!’
1919年“气四”运动爆发。为响应北京学生运动，天津各校纷纷成立了学生联合会。周恩来、刘清扬、邓颖超等发起组织了“觉悟社”，张太雷发起组织了“社会建设会”，还担任天津学生联合决策机构——评议会的评议长，主持讨论斗争的部署和策略，并率领学生去北京请愿，迫使军阀政府释放被捕的学生代表。在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张太雷和周恩来结下了战斗友谊，并和自己敬仰已久的李大钊建立了联系，参加了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0年6月，太雷在北洋大学法科毕业，选定了走无产阶级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参加创建中国共产党、青年团
1920年4月，共产国际和俄共(布＼远东局派魏金斯基及其翻译杨明斋等人来华同中国革命组织建立联系。太雷以《明星报》职业为掩护，替共产国际代表当英文翻译，陪同他们在北大红楼图书馆会晤李大钊。他们向李大钊了解中国的政治情况，介绍俄共经验，并同他讨论中国建党等问题。不久，经李大钊的介绍，太雷又陪同魏金斯基一行到上海会见陈独秀、李汉俊等人，进一步讨论了中国革命和建党问题。8月，上海最先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推动下，北京、湖南、武汉、济南、广州等地也先后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太雷在上海又受陈独秀委托，与俞秀松等一起发起组织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发展子任弼时等第一批团员。10月，太雷返回北京，参加了李大钊为书记的共产主义小组，成为最早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之一。11月，他受李大钊指派，成立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担任书记。在成立会上通过的他起草的团章，明确规定团在当时的任务是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积极开展工人运动。他还创办《劳报》，介绍十月革命后俄国的政治经济和北方等地工人运动的情况。《劳报》被查封的第二天，他又以《来报》的名义继续出版。12月，他和邓中夏又受李大钊派遣，筹办长辛店补习学校，该校明确宣布以增进劳动者和劳动者的子弟知识，养成劳动者和劳动者子弟高尚人格为宗旨。在太雷等努力下，该校为党培养了北方铁路工人运动的第一批骨干。不仅如此，张太雷还积极调查当时的工人阶级状况。同月，他发表了汉口“长江机器制造厂”调查报告，详尽地列举了中国无产阶级过的“人间地狱”般的生活；同时，又以很大的篇幅评述了正在发展中的强有力的中国工人运动，这是我国第一份较为详尽地提供了中国工人运动状况的报告。
1921年6月，为了将各地共产主义小组联合起来，正式建立中国共产党，张太雷又陪同共产国际另一代表马林到北京与李大钊等再次会谈，转而赴上海与陈独秀、李达等商议。经多次讨论，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太雷为大会筹备组翻译了《中国共产党宣言》草案，供马林修改（5）。中共“一大”召开前，太雷受党的委托赴苏俄工作。“一大”以后，党中央决定在全国各地整顿和恢复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派刚从苏俄回来的张太雷负责此项工作。他四处奔波，首先恢复上海团组织，进行团员重新登记，吸收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青年，而劝告坚持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的入退出团组织。在团的全国性机构成立之前，确定以上海团的机关代行团中央职权，以加强对全国团组织的统一领导．这时各地团组织迅速发展，到1922年5月，全国团员总数从原来的100多人激增为5000多人。于是，太雷向党中央提出建议：“把这些地方性组织联合一起，就可创建一个有影响的青年的组织（6）”。于是党中央决定召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太雷积极参与起草团的纲领、章程，确定马列主义为团的指导思想，并统筹大会的准备工作。1922年5月5日，团“一大”在广州召开，太雷主持会议，致开幕词，并代表组织处作了团纲和团章草案的报告。在“一大”上，张太雷当选为团中央委员。团中央机关设在上海。
张太雷以他坚实的马列主义理论基础和出众的才华，得到共产党和青年团内同志们的敬重。他曾在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平民女校和上海大学担任过领导及教育工作。他参与筹备并参加了党的第二，三、四、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先后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委员，长期负责团的工作。1925年1月，他代麦党中央在上海主持召开青年团“三大”，并作政治报告，向全国团员青年提出了战斗任务，号召大家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向帝国主义和军阀大示威。大会将团的名称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张太雷当选为团中央书记。为了贯彻党的方针，动员更多的青年投身革命，太雷在团中央工作期间，常以“泰雷”、“大雷”等笔名，为《向导》、《中国青年》撰写文章；在担任上海《民国日报》主笔兼社论委员时，翻译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第一章，在该报连载。张太雷从1920年以来的5年多时间中，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特别是对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投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张太雷是第一位派往共产国际工作的中国共产党人。早在1921年3月，23岁的张太雷只身越境抵达伊尔库茨克，担任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处中国科书记。他所携带的有关中国工人运动和青年团组织及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活动等材料，成为共产国际第一次得到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最完整的资料，为共产国际加强对中国革命的了解、指导起了很大的作用。6月22日，太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衷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三大”，参加了大会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他在起草《关于殖民地问题致共产国际“三大”的提纲》中指出：“在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依靠‘民族统一战线’的力量，在策略上和战略上都是有利的”，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最初的统一战线思想。太雷还在大会的最后一天发表演说，报告“中国正在与帝国主义作斗争的各种革命力员”，谴责日本帝国主义在远东特别是在中国的侵略。呼吁共产国际和西方各国共产党更加关切和支持远东和中国的革命运动。会议期间，张太雷的中学同窗、挚友瞿秋白以记者身份列席了会议。翌年2月，太雷介绍瞿秋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共产国际为了抵制帝国主义国家的华盛顿会议，决定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太雷与各国革命活动家共同负责草拟了这次大会的方案，并负责起草了呼吁；”。太雷还亲自到朝鲜、日本等国，与当地革命组织联系，请他们选派代表到俄国参加会议。又到国内务城市通知当地团体参加，还专程赴广州和孙中山的国民党联系，邀请他们派代表出席。他为大会在1922年1月如期召开，完成了使命。
在莫斯科期间，太雷积极致力于中国青年团与少共国际的联系，曾代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先后出席了少共国际“二大”、“三大”、“四大”，并连续当选为少共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
1924年1月21日，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逝世，人雷与共产国际各国代表一起，在莫斯科工会大厦瞻仰列宁遗容，27日又参加列宁葬仪。他在莫斯科《工人日报》上表示“要宣誓用全部精力来继续列宁所开始的事业，从资本主义压迫下解放世界无产阶级”（9）。并在苏联报纸上发表了《列宁与中国青年》的纪念文章。6月，李大钊率中共代表团赴苏参加共产国际“五大”，太雷担任中共代衷团的秘书和翻译。李大钊赞许张太雷精力充沛，毅力惊人，工作有条不紊，效率很高，称他为“才华出众”的年轻人。张太雷积极致力于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联系，为促进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少共国际的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坚持原则 致力国共合作
为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促使国共合作早B完成，张太雷受党的委派长期担任共产国际代表的助手和翻译，陪同他们不断地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联系，为促进相互之间的信任和理解起了积极的作用。1922年7月，太雷列席了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二大”，大会制定了党的最高和最低纲领，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不久太雷又出席了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举行的特别会议。这次会议对确立与国民党合作方针，起了重要作用。太雷在会上积极支持马林关于国共合作的建议。会议接受共产国际的提议，确定只要国民党按照民主主义的原则进行改组，共产党可以加入国民党，实行两党合作。回上海以后，太雷为国共合作四处奔忙。不久，他和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等一起，由孙中山主盟，第一批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并应邀出席了孙中山召开的改进党务座谈会。太雷还被孙中山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宜传部干事。
在1923年6月召开的中共“三大”会议上，张太雷积极赞成帮助国民党进行改组，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方针。他认为“中目前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故应与资产阶级联合”，共产党人“目前应加入国民党，作为国民党的骨干力量。”(10)他坚持共产党在与国民党合作时必须保持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8月，孙中山派出“孙逸仙博士代袁团”赴苏考察3个月，太雷作为翻译参加代表团并奉团中央指派留在苏联。1924年8月太雷奉召回国，担任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的助手和翻译，从事统一战线工作，并兼任广东区委常委和宣传部长，主编《人民周刊》。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加紧篡夺领导权的阴谋活动，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大”上窃取了要职。太雷等共产党人洞察其奸，在1926年3月19日发表的《广东革命的危机仍在呵》 一文中，要求人们“提防着”敌人的阴谋。翌日，蒋介石一手策划制造了“中山舰事件”，这是国民党右派向共产党进攻的反革命信号。之后，蒋介石又抛出了《整理党务案》，排挤中共党员。张太雷受广东区委的委托，草拟了一封《公开信》（12），揭露了国民党右派的阴谋，并在《人民周刊》上发表《到底要不要国民党?》的檄文，尖锐地指出“攻击共产分子，不是共产分子的问题，而是国民党生死的问题，是整个儿国民革命的问题。”呼吁一切革命分子起来“防止反动派更进一步要求的阴谋。”无疑是击中了蒋介石等右派的痛处。为此，蒋介石在黄埔军校破口大骂张太雷，反诬太雷“使两党生起恶感。”太雷再次撰文，针锋相对地批驳了蒋介石的谬论。
1926年5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张太雷以极大的热情，连续著文宣传北伐的意义，讴歌北伐的胜利。但是他并没有完全沉醉在胜利的凯歌声中。 9月8日，他发表《武汉攻下以后》一文，指出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借口“军事时期”，限制人民的自由，以“反对北伐”的罪名进行摧残工会、农会的罪恶活动。他还严正地提醒人们“对于革命主义与政策是一丝不能让步的。不然，北伐就等于替人出力了。’11月，国民政府决定向武汉迁移，张太雷随宋庆龄，鲍罗廷等从广州启程到武汉。此后，他便留在武汉，一面继续担任鲍罗廷的助手，一面参加领导湖北的革命斗争。张太雷为促成党的统一战线和北伐战争而呕心沥血，做出了重要贡献。
为挽救革命斗争到底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后发布的“秘字第一号命令”，就是通缉鲍罗廷、陈独秀、张太雷等197名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
同年4月27日，党的“五大”在汉口召开，张太雷在会上与瞿秋白等一起，同党内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作了坚决的斗争。太雷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并调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当武汉局势十分危险时，一些人把蒋介石的叛变和一切困难的发生，归罪于工农运动过火造成的。为此，太雷发表了《武汉革命基础之紧迫的问题》，指出这一切都是帝国主义给予我们的，帝国主义“采用了经济封锁武汉的策略”，“他不仅是把他们在武汉的银行关闭，不接受中央银行钞票，不与武汉做买卖，并且勾结了中国大资产阶级实行停止沪汉的汇兑，断绝长江的交通，串通武汉奸商破坏金融，停闭工厂商店，蒋介石组织土匪，勾结军队，造谣恐吓”，“闹得武汉社会鸡犬不宁，风声鹤唳，市面萧条，财政困难……”因此应该“整顿与强固我们的队伍”，“帮助农民武装起来”，“有组织地抵抗反革命的进攻”。他和周恩来等坚定地面对反革命逆流，加紧应变部署。太雷嘱咐周围同志：“暴风雨来了，我们要随时准备应变”。在他的领导下，湖北党组织迅速转入地下活动，坚持斗争。
7月12日，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传达了共产国际指示，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陈独秀停职，成立由周思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张国焘丑人组成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代行中央政治局职权。7月15日汪精卫正式宣布和共产党决裂，随后在武汉地区屠杀大批共产党人和工农革命群众，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终于遭到失败。太雷面对白色恐怖，毫不畏惧。他积极参加中共常委工作，共同决定举行南昌起义、秋收暴动和召开中央紧急会议的准备工作。他坚定地表示：“无论怎样，最后胜利总是我们的。我们的失败是暂时的。”
8月1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中共“前委”发动了著名的南昌起义，打响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8月7日，中央在汉口召开著名的“八七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彻底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党内的统治，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会上成立了临时中央政治局，张太雷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决定成立南方局，派周恩来、张太雷等为其成员，并由张太雷担任广东省委书记。南方局设立军事委员会，周恩来任主任。在周恩来到达之前，由张太雷等组成临时南方局，负责准备并指导两广、闽南区域的武装起义。
8月20日，太雷由武汉抵达香港，设立广东省委办事机构，为广州起义作准备。 9月19日，太雷到潮汕地区，找到了南昌起义的队伍，向周恩来、李立三等前委传达中央“八七会议”和临时中央局的指示，同他们研究了下一步的行动策略。由于反动派的疯狂反扑，不久太雷随南昌起义部队撤出汕头，回到香港。
10月15日，太雷主持召开南方局和广东省委联席会议，作了题为《八一事件之经过、失败原因及其出路》的报告，总结了南昌起义和潮汕失利的经验教训，批判了张国焘反对南昌起义的错误，通过了《最近工作纲领》，决定“树立工农革命的大旗，集合一切武装势力”，与反革命斗争，建立工农政权．会后，太雷到汕头，处理南昌起义失败的善后工作。
10月22日，张太雷抵达上海，向中央报告南昌起义部队潮汕失败的经过以及广东各地准备暴动的工作情况。11月9日，他出席了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决定继续组织各地的武装起义。20日，他遵照中央决定赴广东组织广州起义，担任起义指挥机构——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总指挥。他不顾个人的安危，满怀豪情地亲自到各地进行组织发动工作，连续召集教导团、警卫团、黄埔军校特务营的党团骨干和广州工人代表大会负责人开会，进行起义动员和部署起义计划。
12月11日凌晨2时许，张太雷与叶挺、恽代英等来到起义军主力之一的国民革命军第四教导团驻地四标营，任命各级指挥员，部署战斗方案，举行了起义誓师大会。凌晨3时30分，三声炮响和一阵信号排枪划破了沉寂的广州夜空，宣告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爆发。起义的军队、工人赤卫队、郊区农民赤卫军高举红旗，向着绞杀大革命、残酷屠杀革命者的敌人猛烈进攻。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起义部队占领了珠江北岸的大部分地区。上午6时，攻占了敌公安局，并在那里设立起义的总指挥部。太雷亲笔书写的“广州工农民主政府”的红布横幅，悬挂在总指挥部大门上方。他主持召开了工农兵代表会议，会议选举苏兆征为广东苏维埃政府主席(因病未到职)，张太雷为代理主席兼人民海陆军委员，叶挺任工农红军总司令。
12日中午，在战火纷飞中，广州工农兵群众举行庆祝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太雷主持大会并发表演说，宣读政纲和政府成员名单，群众热烈欢呼人民政权的诞生。下午2时许，太雷满怀胜利的喜悦返回起义总指挥部。就在这时，一股敌人在帝国主义军舰的掩护下，向起义军反扑过来。张太雷闻讯赶往大北门指挥战斗，途中遭敌人伏击，身中三弹。临终时，他紧握双拳，号召同志们要与敌人战斗到底。
广州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的严重关头，为挽救革命而进行的又一次英勇斗争，是武装夺取政权的伟大尝试。为广州起义而英勇献身的张太雷烈士的英名，将深深地镌刻在中国革命历史的丰碑上，值得人们永远崇敬和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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